慢慢地，我开始理解这种“猫耳文化”的吸引力——它提供了一个逃离现实的空间，一种无害的幻想。
也许对于承远来说，这里代表着他渴望已久的自由和新鲜感？
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能接受自己的儿子参与其中。
无论如何，这种工作都与我对他未来的期望相去甚远。
作为一名记者，我知道公众形象有多重要；作为一个妈妈，我无法想象我的儿子被当作某种“服务”对象。
回到家中，我整理思绪，准备与承远进行一次严肃的谈话。
我想起了承远小时候的样子。
他五岁那年，我带他去参观报社，他坐在我的办公椅上，小手笨拙地敲打键盘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妈妈，我长大也要写字，写很多很多的字，让所有人都看到！”那时我的心中充满了希望——我的儿子会成为一个有担当、有影响力的人。
现在想来，也许从那时起，我就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植入了我自己的期望，从未真正问过他想要什么。
我一直认为严格的教育和高标准的要求是爱的表现，但现在我开始怀疑，这些是否反而推动他走向了另一个极端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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