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这次不同。
我看到了他眼里前所未有的决心，那种“这是我的人生，我要自己做主”的表情。
这让我既骄傲又心疼——骄傲于他开始有了自己的主见，心疼于这主见偏偏是要在“一家猫耳咖啡厅”工作。
想到他戴着猫耳朵，一脸“欢迎回家，主人”的样子，我就忍不住打了个寒颤。不，我的儿子绝不该是那个样子！
我试过给他发长篇大论的说教短信，写了又删；尝试打电话，却在拨号界面停住了手指；甚至想过直接杀到学校去，但又怕把事情搞得更糟。
“为什么现在的孩子这么难沟通？”周一的编辑部例会上，我忍不住向同事们发出灵魂拷问。
“怎么，柳姐，你家小承远叛逆了？”年轻的实习生小王笑着问，她比我儿子大不了几岁。
“他在一家叫‘喵の物语’的猫耳咖啡厅打工，还瞒着我！”说出这句话时，我感觉自己的声音都在发抖，仿佛在宣布什么惊天丑闻。
然而，预期中的震惊反应并没有出现。编辑部里一片平静，甚至有几个年轻同事交换了一个“这有什么大不了”的眼神。
“哦，那种地方挺流行的，”文化版的张编说，“我女儿上大学时就在类似的地方做过兼职。又不是什么风月场所，主要是营造一种‘萌文化’的氛围。”
“萌文化？”我重复着这个词，仿佛它来自外星语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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